克里斯托弗·诺兰的新片《敦刻尔克》即将于7月21日在北美上映。日前，《每日电讯报》刊发了一篇由他亲自撰写的文章，讲述了他为何要拍这部电影以及拍摄过程中遇到的艰险，将电影的体验比如为“一次不用带VR头盔的VR之旅”。

和许多英国人一样，我也是从小就听着关于敦刻尔克那些近乎于神话和童话的故事版本长大的。多年以来，它早已渗入我体内，浸入我骨髓。大约20年前，就在我拍摄处女作《跟踪》（Following）拍到半截的时候，我和制片人——我后来的妻子——艾玛·托马斯（Emma Thomas）一起，坐着一位朋友的小帆船，横渡海峡，到了敦刻尔克；时间点上，也和当初那次大撤退非常接近。

之前我也坐过几次帆船，但多数是内河航道，所以初次横渡海峡，着实让我吃惊不小。那天的天气非常糟糕，海上风大浪大，因此我们横渡所耗费的时间，远超正常状况。经过19个小时的航行，我们最终在子夜时分抵达敦刻尔克。但我们到的时候，没人往我们头上扔炸弹，我们进入的也并非是一片作战区域。离开敦刻尔克时，我心中怀有的敬意，早已上升数个层次，与往昔截然不同；我崇敬的，不是那些童话般的故事版本，而是真实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越是了解整件事的来龙去脉，横渡海峡的次数或是站在敦刻尔克那片平坦广阔的海岸上的次数越多，对当时的地理条件和客观情况的认识越深入，你就越会觉得，参与大撤退的那些人真是了不起。但是，对于现代电影来说——确切地说，是自从上世纪50年代莱斯利·诺曼（Leslie Norman）那部黑白片之后［由约翰·米尔斯（John Mills）与理查德·阿登堡（Richard Attenborough）主演］，敦刻尔克便是一片空白。

之所以没人拍，原因众多。其中一条便是：整个事件千头万绪，场面恢弘，预算必定不小。握有此类预算的，只有好莱坞那几家大公司，但他们的兴趣都集中在美国人本身，而敦刻尔克撤退中，恰恰并无美国人参与。所以，虽说我很早就动了拍摄的念头，但我一直都在等待，等待有那么一天，我能赢得好莱坞足够的信任，能让我拿着美国人的钱来拍一部关于敦刻尔克的英国片。终于，我靠自己赢得了这次机遇，我没有将其放过。

我花费大量时间阅读出自于亲历者的第一手材料——好些都是由帝国军事博物馆早年间收集到的。 编写过《敦刻尔克被遗忘的声音》（Forgotten Voices of Dunkirk）一书的历史学家约书亚·列文（ Joshua Levine）成了本片的历史顾问。我倾听他的意见，阅读他推荐我看的材料，还有幸一同拜访了当年在场的老兵。健在的少数几位都已经九十多岁了，但大多很乐意花时间给我们讲述当时的情况。

关于何为敦刻尔克精神，他们说法不一。有些老兵认为，那指的是驰援的那些小船；另一些则觉得，它专指那些死守防线，将逃生机会留给战友的士兵。 当然，也有些受访的老兵相信，所谓敦刻尔克精神，那纯粹只是**宣传的噱头，由丘吉尔一手炮制。总之是众说纷纭。

而这也成了我们拍摄本片时所采取的态度：观众应该明白，他们在片中看到的，是不同角度的大撤退，而在影片之外，还存在有无数的故事版本。毕竟，参与其中的人有那么多——光海滩上就有差不多40万人——个人的经历必定千差万别。这里既有秩序，也存在混乱；既有崇高，也不乏懦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