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要！小孩子才做选择！》上海为何是敌后抗日战场的关键

各位玩家好，

随着7月7日临近,我们的抗日谍战影游《灭寇1939:上川往事》也在全力打磨中,争取在最后的一些时间内,把作品打磨到足够好,呈现给一直在期待我们作品的老玩家.新玩家.

作为一款主旋律+正能量作品,我们的剧情故事或人物虽然都是虚构演绎的,但是很多的事迹\\历史人物是有参考历史原型的,这也是此类作品惯用的一种创作手法.我们期望作品符合当代用户的审美,也希望作品的内核坚守历史的本真.我们通过作品,去认识那个时代.那些人.以及亲手去参与完成那些事!东京审判终究还是漏了一些关键罪人.

在上川创作的这一年时间中,我们查询了海量的历史资料.报纸.文献,力求在很多故事的创作中提高细节的到位和更加的真实性. 再之后一段时间,这个官方账号将会定期连载一些关于1939年前后在沦陷区的真实历史事迹和信息,这些文章是我们向热心玩家征集的,虽然内容不一定会和我们的作品有强关联性,但是了解这些背景事迹会更加有助于理解《上川往事》

 也欢迎其他玩家进行投稿,我们觉得比较符合的,且写的也不错的,我们会进行转载发布

第一篇: \[魔窟76号：抗战时期上海的汉奸毒瘤]- 作者 匿名征稿

第二篇: \[推开历史的闸门——记东京审判80周年]- 作者 Doki

第三篇: \[上海为何是敌后抗日战场的关键]- 作者 LiuN_刘念  以下是正文部分:

前言：枪声与抉择，两代玩家的上海记忆

如果你打开任何一个视频平台，搜索“谍战”“抗日”“特工”等关键词，十部作品里有七部的背景都落在上海。从《伪装者》里明家三兄弟在法租界与76号之间的周旋，到《风声》中裘庄的密室审问，再到近年来的互动影游《谍：惊蛰》《隐形守护者》，上海几乎成了中国谍战题材的“宇宙中心”，那么为什么每次抗日谍战题材的巅峰，背景都离不开这座城市呢？

答案不仅仅因为上海是远东第一大都市、有灯红酒绿的租界，更因为1937年淞沪会战之后，上海进入了一个极为特殊的“孤岛”时期。这片土地被分割成日军占领区、公共租界、法租界三块拼图，这里的每条马路都可能是一条战线，每栋石库门里都藏着不止一个秘密电台，每个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绅士，转身可能就是拿着柯尔特手枪的特工。正因如此，上海才成为抗战敌后战场中最具戏剧冲突的“舞台”。这绝不是偶然的创作偏好，而是历史本身的选择。

第一章：一市三界——被切割成碎片的城市

1.1 分割的棋盘：日占区、公共租界、法租界

要理解1939年的上海，首先要看懂它的行政区划，也就是一市三界。

公共租界：东临黄浦江，北至苏州河及上海、宝山两县交界处，西达静安寺一带，南面与法租界接壤。这里拥有南京路、外滩和跑马厅，是上海的商业心脏。

当时上海公共租界的工部局由英美侨民掌握，名义上保持中立，实则步步退让。1938年，日军要求工部局“合作”，英国因为在远东的力量薄弱，只能妥协。例如，工部局解聘了所有中国籍高级巡官，却允许日本顾问进入警务处。公共租界内的报纸、杂志一旦刊登反日文章，就会被日军威胁停刊。

警察系统更是各方渗透的缩影。公共租界巡捕房里有中国巡捕、英国巡捕、印度锡克巡捕（俗称“红头阿三”），还有日本籍巡捕（1939年后增加）。情报战线上，军统、中统、地下党甚至日本特高课都在巡捕房安插了线人。

法租界：东起洋泾浜，西至徐家汇一线，南到民国路（今人民路）。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是法租界的香榭丽舍，咖啡馆、西餐厅、舞厅林立。

法租界相对更“宽松”——虽然法国当局对政治管控没那么严，但更腐败。例如法租界公董局就与青帮势力勾结，黄金荣、杜月笙的势力在法租界根深蒂固。1939年，即使杜月笙已避居中国香港，但他的门徒仍在法租界经营赌场、鸦片馆、妓院，甚至与特务机关合作。

法租界也是左翼文化人的避风港。1939年，《鲁迅全集》在法租界的“复社”暗中出版；许多抗日救亡团体以“难民收容所”“补习学校”为掩护活动。但也因此，法租界成为日军宪兵队“跨界抓人”的重灾区——他们常常以“抓获逃犯”为名，冲入法租界学校抓捕学生。

日军占领区：闸北、南市已成废墟，虹口、杨树浦是日本侨民的聚居地，也是日军宪兵队、特务机关的大本营。因此虹口也被称为“日本人街”，街道上不仅挂着日文招牌，还有有日本料理店、当铺、慰安所等。而苏州河以北的闸北，在1937年大轰炸后几乎夷为平地，无处可去的难民搭建的棚户连片，与租界的高楼形成刺眼对比。

日军在占领区推行“以华制华”政策，扶植伪政权，建立保甲制度，实行严密的户籍管理，每十户为一甲，十甲为一保，保甲长对辖区内百姓的言行进行严格监视，若发现抗日分子或可疑人员，需立即上报，否则将以“通敌”论处，连坐惩罚。

租界环境也造就了一大批左右逢源的“中间人”：买办、翻译、巡捕、警察、包打听、舞女、掮客。他们可能上午在为日军递送情报，下午就帮地下党偷运电台零件。每个人都在为生存而表演。因此上海人发明了“吃讲茶”——在茶馆里让黑帮大佬调解纠纷；也发明了“抄靶子”——巡捕随机拦路人搜身。在这个夹缝里，活下去就是最大的信仰。

第二章：六方势力并存的修罗场

正是因为1939年的上海有着极其特殊的政治结构，才使其成为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权力真空地带”。日军虽然占领了华界，但无法完全控制租界；租界当局名义上保持中立，却不得不向日军妥协；使得中国的各种政治力量在这里秘密集结，展开了一场隐秘的情报战。

而在那座被称为“东方巴黎”的城市里，就至少有六方主要势力在此角逐。他们时而合作，时而对抗，时而互相渗透，时而互相残杀。每个人都可能有多重身份，每个微笑背后都可能藏着一把刀。正如拥有多重身份的传奇特工袁殊所说：“在上海，你不是在演戏，就是在看戏，或者既是演员又是观众。”

2.1 日本占领军及特高课：城市的绝对主宰

1939年在上海的日军最高指挥机构是“中支那方面军”（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先后为畑俊六（1938-1939）和西尾寿造（注：西尾是1939年12月接替畑俊六担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但并非仅限于上海）。

特高课是日本宪兵队下属的恐怖机构，专门负责侦缉抗日分子。虽然影佐祯昭是当时上海日本陆军的重要谋略家（负责策划汪精卫投敌），但他并非特高课的直接课长。真正的特高课头目通常是深居简出的专业特工，他们与宪兵队配合，制造了无数血案。

2.2 汪伪政权及 76 号特工总部：最凶残的叛徒集团

1939 年 9 月，在日军的支持下，汪精卫集团正式进驻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今万航渡路 435号）成立了 "中国国民党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简称 "76 号"。

76 号内部组织严密，设有情报处、行动处、审讯处、总务处等部门，拥有特工数千人，配备了机枪、手榴弹甚至装甲车等重型武器。审讯处设有多种残酷肉刑，无数抗日志士在这里惨遭杀害。

2.3国民党军统局上海区：暗杀机器

军统局上海区是国民党在上海最大的情报和行动机构，1939 年时拥有特工约300人，分为多个行动大队和多个情报小组。军统的特点是行动果断，虽然也存在内部矛盾和派系斗争，但非常擅长暗杀。

就比如在1939年2月19日，军统特工在上海公共租界愚园路暗杀了伪维新政府外交部长陈箓。陈箓是抗战以来被军统暗杀的级别最高的汉奸，这一行动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士气。

2.4 国民党中统局上海区：渗透专家

中统局上海区是国民党在上海的另一个重要情报机构，与军统不同，中统更擅长渗透和策反工作，而不是直接的暗杀行动。中统上海区在 1939 年时拥有特工约200人，主要分布在政府机关、学校、工厂和社会团体中。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搜集情报、策反汉奸、破坏日伪的政治活动。

就比如在1939年3月，中统曾试图策反或接触伪政府官员。

2.5 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隐蔽战线的中流砥柱

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是上海抗日力量的核心，由潘汉年统一领导。潘汉年是中共最杰出的情报工作者之一，他建立了一个覆盖整个上海乃至整个华东地区的情报网络。组织在 1939 年时拥有党员约900人，主要分布在工厂、学校、商店和日伪机关中。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搜集情报、组织工人运动、为抗日根据地输送物资和人员、开展抗日宣传。

在1940年，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领导了上海日商纱厂工人大罢工，参加人数约2万人。这次罢工持续了一个多月，给日本的战争工业造成了沉重打击。

2.6 青帮及其他地方势力：游走于黑白之间

青帮是上海最大的黑社会势力，在抗战时期，青帮分裂成了三个立场：

(1) 杜月笙派：主张抗日，与国民党合作，抗战爆发后移居中国香港，但仍在上海保留了大量势力

(2) 黄金荣派：采取 "中立" 态度，留在上海，既不抗日，也不投靠日本

(3) 张啸林派：公开投靠日本，成为汉奸

但除了青帮之外，上海还有其他一些地方势力，如洪门、各种同乡会等。这些势力虽然规模不大，但在上海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而且没有明确的政治立场，一切以利益为导向，因此成为各方势力争取的对象。

1939 年的上海，就是这样一个复杂的权力迷宫。六方势力在这里互相角逐，互相渗透，互相残杀。今天的朋友，可能就是明天的敌人；今天的敌人，也可能成为明天的朋友。

第三章：民生百态——朱门酒肉臭

1939 年上海的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同样很复杂，首先是租界与相对安全区的分割，导致物资流通受阻，生活成本飙升。国民政府与中共地下组织的抗争虽鼓舞人心，却也加剧了安全风险。最终形成 “除了人命以外什么都贵” 的恐怖时代。尤其是日军占领上海后，为了支撑侵华战争，对上海的物资实行了严格的统制政策，粮食、棉花、食盐等基本生活物资被日军强行控制，禁止自由买卖，导致民生更是雪上加霜。

上海沦陷前，人口约300万。战争爆发后，苏南、浙江的难民涌入租界，到1939年，实际人口飙升至近400万。但上海本身不产粮，米粮严重依赖外地输入。而日军又控制了长江航运和主要产粮区，对租界实行封锁，严禁米粮运入。

又因为当时的日军为了实现“以战养战”，对华界实行严格的物资统制。大米、面粉、煤球、布匹、西药全部列入配给名单，每人每月配给量仅为3-51-2公斤，且其中掺杂大量沙子和石子（业界称为“日本人米”）。《申报》1939年4月17日报道：“市民购买配给米，需排队数小时，且常因缺斤短两与保甲长发生冲突。更有奸商将霉变大米冒充配给米出售，食用后引起食物中毒者日有数十起。”

因此在那个时代，作为地下工作者，搞到“米证”和一个稳定的饭碗，比搞到一把枪重要。很多情报交接就在米店门口完成——因为这里是所有阶层都不得不聚集的地方。

虽然租界方面虽然相对宽松，但物价飞涨同样令人窒息。1939年法租界一碗阳春面的价格从战前的0.2元涨到1.2元，涨幅500%；而工人工资仅从15元涨到18元，涨幅20%。上海社会科学院保存的《上海工人生活指数报告（1937-1940）》显示，1939年一名四口之家的工人家庭，月支出中食品占比从战前的45%飙升到72%，恩格尔系数达到灾难级别。

而疾病又是另一只看不见的“食人兽”。由于难民的大量涌入，租界内的卫生条件急剧恶化。1939年夏季，上海爆发了严重的霍乱疫情，仅法租界的报告病例就超过5000例，死亡近2000人。公共租界工部局卫生处就曾在《1939年年报》中承认：“贫民窟内的霍乱、伤寒、痢疾、肺结核已经无法控制，殡葬卡车每日在街巷中穿梭运送尸体。”

尾声：重温历史，是为了更好的前行

回望1939年日占区上海的实况，无论是华界的血腥镇压与民生凋敝，还是租界的虚假安宁与畸形繁荣，都深刻揭示了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1939年的上海，压抑、恐惧、苦难是时代的主旋律，无数同胞在日军的铁蹄下艰难求生，无数地下工作者在黑暗中坚守信仰、奋勇反抗，无数爱国知识分子在困境中守护民族文化、传递希望。

1939年的上海，是地狱，也是战场；是乐园，也是深渊。每一个弄堂口都可能走出一位无名英雄，每一段情报的传递都在改写历史，这座城市也见证了近代中国最屈辱、也最坚韧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