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会停了，但没人怀念它

出品 / 惊蛰研究所（ID:jingzheyanjiusuo）

作者 / 娅沁

“我们两年没办年会了，团建也没了。”提到年会的缺席，建筑行业HR刘芳（化名）的情绪并没有任何波澜。过去两年，她所在的公司经历了人力大幅缩减，从过去的两百多人到如今只剩下六十人，并且“春节前还会再减”。刘芳说：“公司能存活下来，按时发工资就很好了。”

近几年，不少企业开启了“年会改革”，曾经雷打不动的年终仪式悄然退场或大幅缩水。当人们谈论它的变化时，语气里没有愤怒，甚至鲜有怀念，只有一种近乎“麻木”的平静。这份平静背后，是一个正在压倒一切的共识——活下去。

一场集体仪式的“退化”

年会曾经是集体归属感的象征。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由单位组织的联欢会可以说是年会的雏形：工厂礼堂作为年会场地、员工自发排练节目、单位负责采购瓜子糖果，而举办这场联欢会的核心目的是营造集体归属感。

电影《年会不能停》剧照

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市场化改革深入和经济增长加速，年会迅速演变为企业实力的展示窗口，活动规模和预算不断攀升。然而近年来，受多方因素影响，年会在许多行业中逐渐收缩，甚至消失了。

“从2020年至今，我们公司已经不开庆祝色彩的年会了。”从事电力相关软件工作的江朗（化名）告诉惊蛰研究所，年会虽未完全消失，但公司投入的成本与员工的参与热情均已大幅缩水。

江朗自2013年加入这家公司，至今已十三年。据他回忆，往年公司会租用酒店，先开总结大会，再举行全体晚宴，外地分部的同事也会专程赶来，聚在一起吃饭，还组织节目。但自2020年起，总结会改为线上，大规模聚餐取消，改为各事业部自行安排。“2020到2021年，事业部聚餐规模尚可。2022年后变成小部门聚餐，还明确餐标（人均100元）。基本吃顿饭，也就没什么了。”

与年会“降温”同步发生的，还有公司规模的收缩。江朗透露，公司员工总数已从高峰时的约1500人压缩至目前的900人，且裁员仍在继续。“我们部门都下了优化指标，必须要优化3个人，整个部门现在14个人。”

在传统制造业，年会传统的断档同样明显。任璇（化名）所在的德资汽车零部件供应企业，在连续举办了二十三年年会后，今年决定停办。

任璇在这家德企已工作六年。“公司非常稳定，工龄十五年的老员工很多，连清洁阿姨都待了十六年。”在她看来，年会停办的主要原因在于“没订单了，开不了源，就只能节流。”

任璇告诉惊蛰研究所，以往每年圣诞节前，大概在12月4日左右，公司就会确定年会时间。确定之后，“老外陆续回国度假，有些人到年会时会赶回来。”任璇回忆，过去公司一般会承包假日酒店的一个大厅，不仅邀请外部表演团队，公司内部也组织节目，妆发都有专人打理。每桌餐标约2500至3000元，并穿插抽奖环节。

得知公司今年不举办年会后，任璇只是在社交平台上简短地写了一句：“确定了，公司没年会了。”

下游服务行业，则更直接地感知着这场退潮的寒意。“简单说，一年不如一年。”在酒店行业从业十三年的方昕（化名），目前就职于一家奢华酒店。她告诉惊蛰研究所，每年一月中旬至二月中旬，是年会最集中的时段。过去在一月至春节前的“年会高峰期”，酒店宴会总收入中“基本上70%都来自年会”。

方昕记得，以往最繁忙的周五、周六，所有宴会厅都会被订满。但如今，年会预订量下降了约20%，这一变化从2024年起尤为明显。她表示，如今继续办年会的公司数量在减少，预算在降低，规模也在收缩——部分原因或许是员工总数本身的缩减。

员工和公司，都在变得更现实

年会的淡去与消失背后是企业与员工之间双向的现实选择：公司收紧预算，追求更明确的投入产出；员工也不再看重形式化的仪式，转而关注职业安全与实质回报。

对企业而言，简化或取消年会最直接的动机是控制成本。在经济上行期，企业愿意为一场盛大的年会买单，视其为对员工满意度、团队凝聚力与企业形象的投资。然而当行业进入存量甚至收缩阶段，每一笔支出都需精打细算，追求确定性的回报。年会的“性价比”因此被重新审视。

“主要是减少预算，另一方面也没心情办了，开一次年会也要三四十万。”在建筑行业从事8年人事工作的刘芳告诉惊蛰研究所，她所在的公司自2024年起持续精简人员，从约200人缩减至60人左右，且春节前还会继续减少。

“我们人员主要在项目上。通常一个项目结束后，如果接上新项目，团队就能继续运转。但像这两年接不到新项目，就没办法安排人员工作，实在没办法，只能结束合作。”刘芳坦言，“现在竞争很激烈，为了生存下去，价格压得很低。不说赚多少钱，有活干、保持基本运行就很不错。”

即便仍在举办年会的企业，规模与规格也明显收缩。方昕指出，许多企业在年底依然会举办客户答谢活动，因为“客户才是金主，需要维护”。相比之下，内部员工的年会则“能省就省”。以南京市场为例，往年3000元一桌（10人）的餐标，今年普遍降至2500元。“我们也在调整价格，但不能一味降价形成恶性循环，要在调整价格和提供的附加服务中间做个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