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所讨论的所谓“可口可乐广告危机”，其本质并非广告存在明确的性别歧视。

而是部分意见领袖在公共讨论中，精准挑选最有利于指控的解释框架，对广告中本属正常语境的片段进行过度解读与意义放大，并将具体表达从其原有语境中抽离，上升为具有明确道德指向的指控，其论证方式本质上是一种“诉诸动机的诡辩”（appeal to motive fallacy）。

这种论证并非基于文本本身的内容，而是通过揣测、预设乃至构造创作者的“真实动机”来完成定性判断，以动机指控替代事实分析。（质疑可口可乐设计广告的动机）

在“指控动机”过程中，批评并非基于稳定、一致的分析范式，而是依赖于情境性切换的评价尺度：当某一标准有利于指控时即被采用，当不利时则被迅速弃用。（指责“爸爸下厨房”忽视女性贡献，指责“妈妈下厨房”强化刻板印象）

与此同时，相关话语策略明显服务于群体情绪的动员与立场认同的强化，通过高度情绪化、标签化的表达方式，将原本可以讨论的创意问题转化为非黑即白的道德审判。（将广告创意上升为道德审判）

最终，这类舆论实践并未推动对性别议题的实质性讨论，反而制造了一个以立场先行、结论预设为特征的公共话语环境，使得复杂问题被简化为可被迅速消费的道德符号，并对理性讨论形成挤压与排斥。

类似的现象也出现在“辱男”“辱打工人”“辱地域”等一系列舆论事件中。

在这些案例里，具体语境、表达意图与结构性差异往往被有意忽略，取而代之的是对个别措辞或片段的抽离式放大，并迅速嵌入既定的道德叙事框架之中。

由此，公共讨论不再围绕问题本身展开，而是被引导为对“立场是否正确”的即时裁决；一旦标签完成贴附，讨论空间随即关闭，异议者则被视为动机可疑甚至道德有缺陷的对象。

然而，这种对逻辑失范的选择性容忍，隐含着一个被低估的风险——一旦公共讨论接受了“可以通过随意更换评价标准与动机指控来完成道德定性”的前提，这套方法论就不再为任何单一群体所独占。

在西方社会，这种风险很快便以现实案例的形式显现：LGBT激进派开始以完全相同的话语结构与指控逻辑，对女权群体及其代表人物J.K. 罗琳展开攻击。

制度之争

J.K. 罗琳被LGBT激进派展开舆论攻击的源头，是2018年英国出台《性别认同法案》（GRA）修改提案。

该提案提出，为便于跨性别者认证登记，不再强制要求进行医疗诊断或手术，改为“以目标性别生活”两年，即可申请变更法律性别。

过于宽松的判断标准基本等同于：你觉得你是男人，你就是男人；你觉得你是女人，你就是女人。

如果提案通过：那么只要一个男性自称自己是女性，他就能被认作是“女性”，正大光明进女厕所、女浴室和女更衣室。

罗琳并不认同这一法案。在她看来，这种基于自我心理认同的判定标准会导致：“当你将浴室或更衣室的大门向一切相信或觉得自己是女人的男人敞开时——那你就向任何想进来的男人敞开了门”。

这就是承认“自我宣称性别认同”的第一个问题：我们无法剖开人的内心，所以女性无法判断一个坐在更衣室里的抠脚大汉是真的自认为女性还是出于“偷窥心理”说谎。

PS：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不能以“诛心论”评判他人的理由，诛心论本质就是质疑对方肚子里有“两碗粉”。

现实也如罗琳预料的那样发展。例如2025年4月，在加州Lucia Mar联合校区，一名17岁的女学生在校董会会议上公开抗议，她表示自己在女更衣室内遇到了一名女跨性别运动员（生理男），虽然他早已换好了衣服，但他却没有离开，而是一直观察其他女生换衣服。

罗琳提出的论题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事情：“自我宣称性别认同”会导致男性合法进入女更衣室。

而英国最高法院宣判“女性指生理女性”时给出的理由也是同样的逻辑：由于英国法律允许提供单一性别的服务和空间（如女性更衣室、庇护所等），以此保障女性的安全、隐私和尊严，法官因此认为，若不以「生物学」来定义性别，将使单一性别空间的提供者面临「实际困难」（practical difficulties）。因为这类空间的管理者在实务上无法要求使用者出示GRC，这些证明都属于私密的个人资料。

因此，出于保护女性群体的目的，不能承认“自我宣称跨性别女性”为女性。

严格来说，这并没有损害那些做变性手术的“跨性别女性”的利益，只是堵上了一个可能会被滥用的“漏洞”。

但是部分LGBT群体绕开对事实的讨论，以“诉诸动机”的形式对罗琳展开攻击。

诉诸动机

罗琳只要不同意“跨性别女性等同于生理女性”，就会被直接推入一条预设好的道德指控链条：你是在恐惧跨性别者，你是在阻碍人权进步，你是在将跨性别女性塑造成威胁，最终，你就是在煽动仇恨。

这套推理的特点在于，它并不试图理解反对意见的具体内容，而是跳过论证，直接定性。

• • 讨论“规则边界”的行为，被自动转译为“道德立场问题”；
• • 提出“现实代价”的疑问，被等同于“对少数群体的敌意”。

在这种思维中，世界被切割成一种极端简单的二元结构：

• • 要么你是站在“进步”一边的好人，
• • 要么你就是需要被清算的落后派。中间地带并不存在，复杂性被视为危险，犹疑本身就是原罪。

因此，当罗琳明确反对“自我宣称跨性别女性”进入女厕所、女更衣室和女浴室时，她的立场并不会被理解为 “反对制度漏洞”，而是被直接判定为 “恐跨”。

在这一逻辑下，不存在“我理解你关心的问题，但我有不同判断”这种可能性，只有“你站错了队”。

而一旦被贴上“落后派”的标签，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她被钉上耻辱柱，被公开地址，被持续骚扰，被要求道歉、撤回言论、重新表态；如果这些手段仍不足以让她“改邪归正”，那么“替天行道”也就被默认为一种正当选项。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行为并不被视为暴力或压迫，反而被包装成“正义执行”。因为在这套叙事中，对象已经被提前剥夺了正当性——你不是在攻击一个具体的人，而是在“对抗错误立场”。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丹尼尔、艾玛等人会迅速与罗琳做出切割。他们未必真的深入思考过问题本身，但他们非常清楚：在这种舆论结构中，最重要的不是你说了什么，而是你站在哪一边。只要始终保持在“进步阵营”的可见位置，就能避免被卷入下一轮清算。

于是，讨论法律问题的人，被拉进了道德审判；试图谈规则边界的人，被打成了仇恨象征。真正需要被讨论的现实问题，则在一轮又一轮站队表态中，被彻底挤出了公共视野。

大丽花之争

而最近游戏圈的舆论，也能看到类似的舆论攻击痕迹。

前些日子，米哈游旗下《崩坏：星穹铁道》游戏新角色“大丽花”官宣，但这一角色立绘及实机视频发布后很快引发部分玩家及网友反感。不少网友指出，大丽花名字、动作疑似借鉴“黑色大丽花”这一极端凶杀案件，轻浮消费历史且侮辱受害人。

实际上很多观点都是牵强附会，例如媒体报道“有细心的网友发现，大丽花衣裙胸部的深v领设计，以及帽子佩戴的黑色大丽花装饰，均与1947年“黑色大丽花”案件中惨遭虐杀的女受害者生前喜好高度一致。”

实际上根据维基百科等媒体记载，“黑色”源自死者“最后一次被目击时所穿的黑色定制套装”，“大丽花”则来自当时的惊悚电影《蓝色大丽花》，死者根本就没有佩戴过“黑色大丽花装饰”，压根谈不上“生前喜好高度一致”。

其他指控同样显得牵强附会。例如，有观点认为角色台词“不妨从我敞开心胸开始”隐含对“被拦腰斩断”的暗示，这种解读显然脱离了正常语境，属于强行赋义。

若是刻意设计一个姓“安倍”的角色，并在高度指向性的叙事背景下使用类似表达，或许尚可讨论其隐喻可能性；但在当前文本条件下，将“敞开心胸”这一日常化表达直接上升为恶意暗示，显然缺乏合理的逻辑关联。

但是在意见领袖的操控下，说你辱就是辱，没有商量的余地。

实际上，据zhihu用户“尾巴”分析，“大丽花”相关舆论有明显的集中发布痕迹，仅供参考。

结语

为什么笔者会以“可口可乐广告危机”为例？

正是因为这一事件中，两次舆论危机间隔极短，却在指控逻辑上彼此矛盾，从而异常清晰地暴露出意见领袖在引导舆论时的操作痕迹。

在短时间内，同一系列广告既可以因为“爸爸下厨房”而被指责为忽视女性劳动，又可以因为“妈妈下厨房”而被指控为强化性别刻板印象，属于明显的左右互搏。

也正因为这种逻辑在短周期内自我打脸，它才不再是一个孤立的广告争议，而成为一个可供观察的样本：展示当下意见领袖如何通过诉诸动机、切换标准、情绪动员来进行定点舆论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