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宇也要做潮牌，为何内娱明星都在“不务正业”？

内娱明星的副业列表里，潮牌已经快成了标配。

前有欧阳娜娜一件纯白浴袍近千元被骂上热搜，后有王鹤棣88元一片的吐司被嘲“面包刺客”。粉丝一边买单一边吐槽，路人一边围观一边摇头。

可即便如此，还是有明星前赴后继地往里冲，这一次是王安宇。

2026年6月，他的个人潮牌Sparky刚开通账号，评论区里期待声和质疑声各占一半，有人盼着他用好审美打样，也有人直接吐槽又来割韭菜。

王安宇带着Sparky走进这片是非之地，但问题是，明星潮牌这块蛋糕还甜吗？

内娱明星的潮牌地图

在王安宇入场之前，内娱的明星潮牌赛道早已被各路艺人踏遍，从赢家到输家，地图上密密麻麻。

如果把视线拉远一些，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目前活跃在一线的年轻艺人，几乎人手一个“潮牌主理人”的头衔。

陈伟霆的CANOTWAIT已经运营多年，从北京三里屯到三亚免税城，线下版图不断扩张，甚至被业内评价为最接近商业品牌运作模式的明星潮牌。

白敬亭的GOODBAI则在2021年横空出世，凭借与设计师上官喆的深度绑定，把一个明星周边硬是做成了排队七小时的独立品牌。

王嘉尔的TEAM WANG design早已跳出单纯卖衣服的范畴，快闪店、新茶饮跨界、联名合作，几乎要把生活方式四个字刻进DNA。

与此同时，争议的声音从未停歇。欧阳娜娜的nabi在2022年以一条988元的浴袍引爆舆论，至今仍被奉为明星割韭菜的经典教材，小程序官方店铺如今已悄然关闭。

王鹤棣的D.DESIRABLE则在一系列定价争议和公关风波中反复横跳，一条88-118元的面包吐司、一件最高896元的连帽卫衣，让性价比三个字成为品牌挥之不去的阴影。

宁静的NJ RAINER、薛之谦的DANGEROUS PEOPLE等，也都或多或少遭遇过“天价”“贴牌”的质疑。

在这张名单里，王安宇的入局既像是顺势而为，又像是逆流而上。

顺势，是因为他已经站在了一个其他同行难以企及的高度，2026年3月刚被官宣为CELINE首位中国男性品牌大使，时尚履历堪称顶配。

逆流，则是因为赛道已经拥挤到几乎要溢出来，而消费者的耐心和信任，正在被一轮又一轮的高价低质事件消耗殆尽。

明星的“第二曲线”经济学

为什么内娱明星对开潮牌这件事如此趋之若鹜？答案远比“想赚钱”三个字复杂。

最直接的原因当然是经济利益。服装行业，尤其是潮牌及生活方式品类，毛利率是肉眼可见的高，一件成本几十元的T恤，贴上明星的LOGO，售价可以直接翻上十倍。

在粉丝经济的加持下，这种高溢价的生意几乎是稳赚不赔——至少一开始是这样。

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潮牌是明星个人IP的资产化路径。

代言是为其他品牌打工，周期短、品牌方掌握主动权，一旦合作结束，影响力也随之消散。

而自创品牌则是将个人影响力转化为可沉淀的长期资产，经营权、定价权、话语权全部握在自己手里。对于一个职业生涯高度不确定的艺人来说，这是一条极其诱人的安全垫。

另外，内娱的商业生态本身也在倒逼艺人寻找新的变现渠道。

影视行业的不确定性加剧、综艺限薪政策的持续、品牌代言预算的收缩，都让副业从一个可选项变成了必选项。

当开火锅店、做美妆、搞直播带货都逐渐被验证为门槛低但风险高的选项后，潮牌成了一种相对体面且能与艺人形象高度绑定的选择。

更何况，欧美和日韩市场早已提供了成熟的参照系，从Kanye West的Yeezy到Rihanna的Fenty，从藤原浩的fragment design到Nigo的Human Made，明星潮牌的商业模型已经被反复验证过。

所以近年来，潮牌几乎成了95后男明星的标配叙事。在王安宇之前，这个名单已经很长；在他之后，恐怕只会更长。

潮牌不是你想做就能做的

但扎堆入场的人越多，一个问题就越发尖锐：为什么大部分明星潮牌最终都沦为了割韭菜的代名词？答案藏在潮牌商业模式的代际更替里。

如果用一个粗线条的框架来划分，明星潮牌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

1.0时代的玩法是“IP授权+粉丝收割”，明星提供名字和肖像，背后团队负责联系供应链、找代工厂、贴牌上架，产品设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核心卖点就是哥哥同款。

在这个阶段，消费者购买的本质上不是一件衣服，而是一种情感投射，nabi浴袍的988元里，大约900元是“欧阳娜娜”这个名字的溢价。

这种模式的致命缺陷在于，它完全依赖于粉丝的忠诚度，而忠诚度是有保质期的，一旦产品品质与价格之间的落差大到连铁粉都无法忽视，反噬就会来得又快又猛。

2.0时代的玩法则截然不同。它的核心不再是明星，而是产品。

设计语言、面料工艺、品牌叙事、线下体验、供应链管理......这些传统服装品牌的核心能力，开始成为决定一个明星潮牌生死的真正变量。

白敬亭的GOODBAI是2.0时代最典型的样本。他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就是邀请上官喆担任设计总监并给予29%的股权，形成了一种明星管流量、设计师管产品的专业分工。

GOODBAI的天猫旗舰店积累了200万粉丝，一双定价459元的流浪鞋卖出超8万双，这种量级的复购，靠的绝不仅仅是白敬亭的脸。

一个成功的明星潮牌，最终必须做到去明星化。

陈伟霆的CANOTWAIT则是另一个维度的样本，它的成功不在于邀请了某个知名设计师，而在于主理人本人深度参与了品牌的设计和运营。

陈伟霆多次在采访中提到自己会亲自参与面料挑选、版型调整甚至包装设计，这种主理人不是挂名的姿态，让品牌获得了消费者的信任。

而且CANOTWAIT在产品线上也进行了纵深拓展，从街头服饰到联名鞋款，从非遗工艺到可持续理念，叙事厚度远超过那些印个Logo就开卖的同行。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那些仍然停留在1.0思维的品牌。

王鹤棣的D.DESIRABLE就陷入了一种复杂的困境。除了定价争议之外，品牌官方账号在综艺争议事件中直接下场表态，将个人纠纷与品牌形象深度绑定。

这个案例暴露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即便产品本身有一定的设计感，但如果主理人对“品牌”的理解仍然停留在这是我个人的延伸上，那么任何个人风波都会直接演变为品牌危机。

从1.0到2.0，本质上是一场从消费粉丝到消费产品的范式转移。

1.0时代，品牌的核心资产是明星的流量；2.0时代，核心资产变成了品牌本身的产品力、设计力和口碑。前者考验的是明星的粉丝基础，后者考验的是团队的供应链能力、设计能力和运营能力。

在过去的几年里，内娱用一个又一个高开低走的案例证明了同一个道理：入场券可以靠流量拿到，但通行证只能靠产品换回。

潮牌从来不是明星的避风港，而是一片比演戏、唱歌更残酷的竞技场，王安宇走进来的时候，这个竞技场已经躺满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