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在大年初一看这部张艺谋拍的谍战片？

作者|阿po

大年初一，当代国安题材剧情片《惊蛰无声》上映，乍看有些严肃，其实是用电影在团圆时刻，凝聚力量，关注社会现实。

对创作者而言，这是把当下议题带入全民语境的选择；对观众而言，也是一种被正面回应的期待，因为在笑声与热闹之外，人们同样关心信息安全这些更贴近现实的问题。对春节档来说，它拓展了类型表达的边界；而对张艺谋来说，这是他在四十年创作脉络中，再一次以当代语境回应“时代命题”的更新。

《惊蛰无声》所触及的，并非如《狙击手》那样传统意义上的战争奇观，而是一个更贴近当下现实的命题：当间谍活动渗透进入日常生活，人们该如何识别？当信任面临考验，个人又该如何守住底线？

影片围绕境外势力试图窃取我国新型高科技金属材料展开，间谍渗透科研与国安系统内部，忠诚与怀疑交织，信任与背叛彼此拉扯。类型片的悬念结构之下，是对国安人员守护与担当的呈现，让观众意识到，那些身处隐蔽战线的岗位与决定，承载着更深的责任。

在张艺谋的创作脉络里，这样的命题并不陌生。题材可以变化，时代可以更迭，但他始终在追问一些时代命题。从战场上的生死一瞬，到历史深处的忠义抉择，再到现实生活中的法理与情感，宏大的议题被投射到具体的小人物命运之中。《惊蛰无声》正是延续了这种创作路径。

春节象征团圆，也象征新的开始。在这样一个节点上，当全家三代人坐在同一间影院里，共同观看这个关于责任与守护的故事。谁是内鬼？谁能忠诚到底？诱惑时刻在身边？这部电影所带来的或许不仅是类型上的新鲜感，还有符合当下的探讨，即当间谍就在身边，我们如何防范？当责任落在个人身上，信念是否更有重量？

张艺谋电影里的“选择”

讨论《惊蛰无声》之前，或许需要先回到一个更长的时间维度。

张艺谋四十年的创作轨迹，题材跨度极大，从乡土文学到历史传奇，从武侠式的语言故事到战争叙事，再到近年的法治与现实议题，看似不断更换表达方式，但若抽离类型外壳，会发现一个始终稳定的核心：他反复讲述的，其实都是小人物在时代环境下所做出面对大义与个人的选择。

所谓“时代命题”，不是用宏大叙事去做堆叠，观众也早已开始拒绝口号式的价值宣示，具体的人在具体环境中必须面对的抉择。时代情绪往往不是直接呈现的，它通过人物处境、关系张力和情节节点被折射出来。国家议题存在于背景之中，但真正打动观众的，是人物在关键时刻如何站位、如何承担、如何取舍。张艺谋的电影之所以在如此长的的时间跨度里持续引发观众的讨论，也正因为观众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小人物身上，看见了自身处境的映照。

如果沿着创作脉络梳理，会发现这种“选择”几乎贯穿始终。

电影《红高粱》剧照

在《红高粱》中，他讲述的是人在动荡环境里如何凭借本能与血性活下去。故事发生在特殊年代，但真正重要的并不是时代标签，而是人物面对生存困境时的意志与勇气。在《秋菊打官司》里，叙事规模极小，一个普通农村妇女为了讨回一个说法四处奔走，执拗坚持。这里没发生的事情对大部分人来说都不是大事，却通过人物一次次的行动，让尊严与公道成为时代情绪的出口。

到了《英雄》，表面是刺客与帝王的对峙，实际上是关于个人牺牲与家国秩序的取舍问题。人物是否放弃私情以成全更大的忠义，成为全片的精神支点。《满江红》则把人物置于极端处境中，在层层反转的叙事结构里，拷问信念是否能够守住底线。《狙击手》则把把宏大的战争投射在了一小队士兵的瞬间决断，强调的不是战场规模，而是每一个人面对生死时的承担。《第二十条》则将镜头对准法律与人情之间的灰色地带，让观众看到制度之下不同个体如何作出立场选择。

这些作品在形式上各不相同，有的浓烈，有的克制，有的依赖视觉审美，有的强调叙事节奏，但精神内核高度一致。张艺谋的镜头始终对准家国之中的个体，他不会试图用假大空叙事压倒观众，而是通过人物处境让时代议题自然浮现。他关心的，从来不是历史大背景里发生了什么，而是具体的小人物在历史环境中遭遇了什么，又做出了如何的回应。

正因如此，可以说张艺谋四十年来只拍了一件事，就是中国人的日子是怎么过下来的。

无论是生存、尊严、信念还是责任，所有议题最终都落在“如何选择”之上。时代可以更迭，叙事方式可以变化，但人物在时代下作出的决定，构成了张艺谋电影中最稳定的精神内核。

在这样的创作脉络下，《惊蛰无声》的出现并非偶然。当时代环境再次发生变化，当国家安全形态与社会结构发生新的转移，新的人与新的选择自然会浮出水面。接下来要讨论的，正是这种变化如何在当代谍战故事中被呈现出来。

《惊蛰无声》中新的时代抉择

如果说张艺谋的创作是把人物放在时代与现实的交叉点，那么《惊蛰无声》就是他用电影去面对一个已经高度数字化的社会现实。

影片以一次重要科研机密外泄为引子，危机迅速扩散，国安系统进入应急状态。高速切换的指挥画面、数据流滚动的监控界面、紧张的会议调度场景，构成了影片前段的节奏基础。国安小组分头行动，追踪异常信号、锁定嫌疑对象、比对权限调取记录。行动中，普通的闪送员被利用，国安小组成员突然牺牲，现实层面的紧迫感被迅速建立。

与传统谍战片不同的是，刺激的冲突不再只依赖街头枪火与追逐等视觉上的激烈场面，无人机追踪、公共监控权限调用、个人信息快速识别等技术元素介入其中。这些细节使冲突从身份伪装延伸到日常生活中个人信息用处的科普，从老式的情报传递转向信息时代的数据快速收集。当战场进入数字空间，信息科技的科普尤为重要。

随着调查推进，线索逐渐复杂化。高科技材料背后的间谍追踪，延展至组织内部成员正在被间谍策反，悬念从外部威胁转向内部裂缝。严迪、黄凯、陈依被赵队与王副局长依次约谈的场面，将心理博弈推至前台。谍战片惯有的反转逻辑在此被保留，但焦点不再只是猜测谁是敌人，观众更关心人物内心的动摇与情感。

这种转向，是类型更新的关键。谍战叙事从过去强调行动强度，转为强调信息强度，从正面交锋转为系统渗透。

城市空间本身成为重要叙事元素。摩天楼玻璃幕墙的反射、监控室冷色调的灯光、数据指挥中心瀑布般倾泻的屏幕画面，构建出一种透明却难以辨识的视觉环境。追踪画面以无人机的锁定模式呈现于荧幕之上，人在高度可视化的城市空间中，反而变得更加难以判断。

在视觉表达上，《惊蛰无声》明显呈现出一种冷峻、克制的现代都市色彩。不同于早期浓烈的色彩风格，这一次影像更趋向青蓝色调与高对比度空间构图。镜头常常停留在人物面部的细微变化上，微表情成为叙事推进的重要手段，人物情绪的紧张变化被动态镜头聚焦，却又让观众觉得看不透彻背后的隐藏的真面目。个体的沉默、迟疑与目光的闪避，替代了大规模爆炸场面成为张力来源。

而真正使影片具有当下意义的，是它所呈现的个人抉择，已经从单纯的行动选择，转化为信任与忠诚的站位选择。风险不再只是显性的冲突与对抗，而是来自潜伏在身边的渗透与策反。当间谍利用情感、利益与身份关系逐步逼近，人物所面对的考验不只是技术判断，更是立场与底线。

严迪在关键节点上的态度多重变化，黄凯在被策反时的心理拉扯，都让悬念从“谁是敌人”转向“谁能守住忠诚”。尤其是在组织内部出现裂缝的瞬间，信任的建立与信仰的崩塌牵动全国观众的情感共鸣。那些在关键时刻作出的决定，不仅决定剧情走向，也让国家安全这一宏大议题真正落在具体人物的选择之上。

这种表达方式，使影片既保留谍战类型的悬念与节奏，又将焦点从技术空间转回人心空间：间谍就在身边，防线首先存在于人的立场与信念之中。

当时代环境发生改变，谍战类型的叙事逻辑也随之改变。对于张艺谋来说，这一次他把“时代命题”放在了忠诚、信任与守护的当代表达上，让国安战线不再只是专业领域的对抗，而成为关于中国人如何守住底线的命题。

新的战场需要新的表达，而人物在关键时刻所做出的选择，仍然是故事的核心。

春节为什么需要这样的电影？

春节档从来不仅是票房竞争的高地，更是一种特殊的公共文化场景。全年之中，很少有一个时间段，能够让不同年龄层、不同生活节奏的人同时走进同一间影厅。它天然带有“全民时刻”的属性。也正因如此，春节档电影的真正意义，是在于是否能在多重观看需求之间找到共性。

谍战题材在传统印象中或许偏向紧张与严肃，但当故事不再停留于动作场面的刺激，而是回到“守护”“责任”“底线”这些更具普遍性的情感议题时，观影门槛其实被悄然降低。

《惊蛰无声》讲述的当代国安故事，通过人物处境与信仰抉择，让国家安全的概念不再停留于新闻标题里，更是进入日常生活的层面，比如信息安全、身份辨识等议题与每一个普通家庭息息相关。同时影片又把专业领域的国安战线转化为人物之间的担当与抉择，不同年龄层观众都能找到自己的情感入口。

演员阵容本身，也构成了这种“合家观看”属性的重要支点。

对年轻观众来说，易烊千玺与刘耀文代表的是新一代面孔；对更成熟的观众群体而言，朱一龙、宋佳、雷佳音、张译等演员所积累的表演质感与现实题材经验，则提供了稳定的国民观感；而杨幂、刘诗诗的加入，则在大众层面形成更广泛的关注度与讨论度。不同年龄段的观众，都能在演员阵容中找到熟悉的名字与情感连接。

这种跨代际的演员配置不是在做简单的明星叠加，也是在春节这一特殊档期中，天然形成一种观看上的公共性。当三代人坐在同一排座椅上，银幕上既有年轻面孔的冲劲，也有成熟演员的沉稳，这种平衡本身就具有节日语境中的象征意味。

更重要的是，春节观影并不只是寻找轻松与热闹。节日氛围当然需要欢笑，但同样也需要能够被共同讨论的话题。当一家人走出影院，谈论剧情反转与悬念设置，也可以谈论对信息风险的思考。

毕竟，电影除了娱乐功能，也需要承担一些公共表达。

从传播层面来看，春节档的观影氛围天然具备讨论场的属性。社交媒体的即时反馈、家庭成员之间的交流，使影片所触及的议题能够迅速进入公共视野。谍战类型的悬念结构为讨论提供了话题，而其背后的现实议题则为讨论赋予了延续性。《惊蛰无声》为春节档类型片补位之余，也是节日文化场景中的一种补充。

赵队对“惊蛰”的形容是，“春雷初动，发声启蛰，生机勃勃的春天由此开始”；“无声”则暗示隐伏与潜流。在团圆的节日里，人们庆祝新一年的开始，也重新确认对生活的期待。

影片选择在这样的时间节点上映，本身带有某种提醒意味，在热闹与烟火之中，那些看不见的守护同样值得被关注。它在节日喧嚣与情绪之下，提出了一个更冷静的问题，即当时代形态发生变化，我们如何理解信息安全，如何理解个人责任？

节日不只是放松的时刻，也是重新审视生活的时刻。《惊蛰无声》正适合在团圆氛围中全家共同观影，感受无声的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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