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稿：沉默的人——中国电视游戏业往事
一个“世嘉饭”的电玩店之梦
夏涛家住在上海火车站附近，三十多岁的他依然单身，一个人住在这间上世纪60年代建造的老房子里，与他为伴的是二十多年来他收集的几十台游戏机和上千盒游戏。他居住的这个小区曾经出现在米开朗琪罗。安东尼奥尼上世纪70年代初拍摄的纪实电影《中国》里，这位宣称自己“只关心人”的意大利导演用镜头记录下了三十五年前的这里：明媚的阳光下，一张以木板和砖头搭成的台子前，两个男孩正在打乒乓球，远离那个疯狂而残酷的成人世界。
初涉电玩圈
夏涛掏出手机，记下我的电话号码。他的手机壁纸是白底蓝字的“SEGA”标志，中间站着世嘉的吉祥物索尼克——这只蓝色的小刺猬今年已经年满18岁。
索尼克诞生后的第二年，1992年的一天下午，张弦在南京路上闲逛，逛到华联商厦时，看见一个十几岁的男孩正站在游戏机柜台里，兴奋地向身边的顾客讲解《格斗三人组》。男孩显然不是商场的营业员，也不像是来买游戏的。张弦有些好奇，上前同他攀谈起来，两人聊得很投机。临行前，男孩问起他的姓名，张弦如实报上，男孩惊讶地叫道：“啊，你就是《电玩迷》的编辑啊。”
这个男孩就是夏涛，那年他初中毕业，家里虽然有一台MD，但游戏不多，父母又管得严，他就溜到百货商店，同游戏柜台的营业员混熟后，在那儿蹭游戏玩，顺便帮忙演示游戏。谭启仁的店开张后，夏涛很快也成了那儿的熟客，每本“白皮书”他都认真读过，对“张弦”和“叶伟”这两个名字记忆深刻。
初中毕业后，夏涛考上中专，空闲时在家附近的一家电玩店帮忙。那时上海的电玩店少而分散，虹口区算是比较集中的地方，约有十家左右。夏涛打工的这家店虽然没有名字，但生意做得还蛮大，批发零售兼营。新货一到，附近店的老板就会跑来这里进货。
1992年的国内电玩市场正处于从8位机向16位机过渡的阶段，任天堂的SFC与世嘉的MD是当时16位机市场上的主要竞争对手。虽然在海外，任天堂成为了最终的赢家，但在国内，MD的普及度却要高于SFC，原因很简单：价格。由于磁碟机的存在，SFC的购机成本始终凌驾于MD之上，1991年，MD在国内刚出现时，价格为1300多元，SFC加磁碟机的价格为3000多元；1994年，MD二代的价格降至900元，SFC加磁碟机仍然要卖到2000元左右。
尽管主机便宜，MD的游戏价格却缺乏竞争优势，原版卡六七百元，盗版卡也要一两百元；而SFC因为有了磁碟机，拷贝一盘游戏（含磁碟）仅需50元。除了价格偏高，早期的MD游戏还有一大缺陷——新品稀少，每月只有两三款新作上市。这一状况直到几个中国香港人出现在上海滩后，才被彻底改变。
高仿卡
1993年的一天，夏涛被老板叫上一起去谈生意。到了地方，两人推门进去，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堆放在地上的一摞摞“裸卡”。对方拿出一页长长的游戏清单，让他们挑选。看着清单上密密麻麻打印着的数百款MD游戏的名字，夏涛目瞪口呆，那种感觉就像是一夜之间从穷光蛋变成了暴发户。
后来他才知道，这几个人是中国香港某盗版卡带生产商派驻上海的销售代表。以往他们的货主要通过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的经销商流入内地，如今为了赚取更大的利润，他们决定绕开经销商，直接在内地建立销售点，寻找买家。
货很快发了过来，卡芯、塑料外壳和贴纸是分开运送的。卡芯以橡皮筋捆好，每捆十个。货到后，夏涛连夜组装。把卡芯搁在外壳里，“咔嗒”一声压紧，再把不干胶贴纸撕下，“啪”地贴在外壳上，一盘与正版如出一辙的卡带就装好了。在这之前，市面上也有MD的盗版卡带销售，但大多外观简陋，印刷模糊，而且没有大外壳。中国香港人带来的这批盗版卡不仅做工精细，卡身上刻有“Sega”的标志，还附带大外壳，贴纸和封面的印刷也很清晰，夏涛称之为“高仿卡”。
中专三年，夏涛的业余时间大多是在这家没有名字的电玩店度过的。每次进货是他最忙碌也是最开心的时候，新货一到，他就会通知张弦和叶伟前来“观瞻”。三个人被几千盒裸卡和塑料外壳散发的气味所包围，感受着那个年代的玩家才有的幸福。三年后，这种幸福随着盗版光盘的泛滥而消失了。
大彩电与小白板
1994年，32位机的先驱3DO的身影在国内电玩店悄然出现，售价高达8000多元，相当于今天以两三万元的价格买一台游戏机。3DO虽然不是第一台以光盘为载体的游戏机，但它却是第一台令玩家真正体验到画质飞跃所带来的眩晕感的机器。遗憾的是，由于主机价格高、游戏品种少，3DO如昙花一现，很快被世嘉SS（土星）所取代，之后国内的电玩市场进入了土星的时代。
这一年，夏涛中专毕业，在商场卖了一段时间学习机后，又回到了自己熟悉的电玩店，在一家叫“卡达”的店里打工。当时上海名气最大的电玩店有三家：一是专做批发的“次世代”，二是文庙附近的“南市电器行”，还有一家就是“卡达电玩”。
重操旧业，夏涛在电玩店的经营方面有了不少新点子。以往开店，只要一台18寸电视、若干游戏机，再加上一堆卡带就行了；而现在，电玩店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为了吸引顾客，夏涛认为应该在店面布置上多下点功夫。在他的提议下，“卡达”做了一排玻璃橱窗，陈列正版游戏，玻璃上还贴着任天堂、世嘉和索尼等厂商的LOGO.他还说服老板添置了一台29寸大彩电，悬在半空，路人从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上面演示的游戏。一次夏涛在这台电视上玩《D之食卓》，围观的路人把店门堵得水泄不通。
夏涛还在店门口竖起一块小白板，定期用彩笔在上面写上游戏新闻，比如某某游戏突破销量百万、某某游戏制作决定，新闻下面是游戏发售表，列出了国内玩家关注的一些大作的发售日期，这些消息大多来自《Fami通》。虽然那时《电子游戏软件》和《家用电脑与游戏机》已经创刊，但国内电玩杂志的消息仍相对滞后，对于许多尚未养成杂志阅读习惯的玩家来说，这块小白板成了他们获取游戏资讯的重要途径。
盗版与改机
1996年，土星的价格从最初的七八千元骤降至两千元，而盗版也顺应时势地出现。
以光盘为介质的土星游戏，其盗版成本远低于以卡带为介质的FC与MD游戏。而真正令盗版如野火燎原般泛滥起来的，是“改机”的出现。以往的FC与MD只有简单的加密措施，破解后，盗版与正版在使用上没什么区别；到了土星时代，玩家发现原装机器竟然无法读取盗版光盘，才初次领教了防盗版技术的厉害。草根的智慧是无穷的，为了让自己的机器能运行盗版游戏，人们想出了各种稀奇古怪的招式，例如最早的“大盘套小盘”的方法，土星游戏的加密信息烧录在光盘外圈，于是有人把正版碟的外圈切下来，再用双面胶贴在盗版碟上。
很快，一种成功率颇高且操作简单的破解方法流传开来，这就是“飞盘”——先用正版光盘引导，然后强行拿出高速旋转中的盘片，换上盗版盘。正常状态下，打开机器的舱盖后，光驱的马达会自动停转，所以“飞盘”的应用还需要对主机做一点小小的改造，方法很简单：取下舱盖，用胶带将弹簧支架缠起来，让两块簧片始终保持接触，这样即便打开舱盖，光盘仍会保持高速旋转。对于这种成本为零的“改机”，当时的许多电玩店却要收取一两百元的改机费。
飞盘半年后，直读芯片问世，只要装上这块神奇的芯片，机器就可以实现“完美破解”。直读的出现，加之机器与盗版价格的进一步下跌，令土星成为了当时国内电玩市场上的霸主。那年暑假，夏涛忙得不亦乐乎，每天经他手卖出的土星就有七八十台，盗版盘更是像发牌一样，来一个人发一张，一百多张盘转眼就卖光了。
未竟之梦
1995年12月，《VR战士2》在日本发售时，国内的正版价格卖到900多元。夏涛在店里做过一次正版预订活动，没想到两周时间竟然订出20多张。短短半年后，随着直读和盗版的泛滥，这一“火爆”场面便一去不复返了。
从土星时代开始，游戏的价值在国内玩家的眼里变得越来越轻。人们的消费习惯由FC时代的“低价机器、高价游戏”变为“高价机器、低价游戏”，主机的购买成为一次性投资，游戏的投入与之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也正是从这时开始，国内的电玩市场迅速膨胀。卖盗版盘、卖周边配件逐渐成为电玩店的重要收入来源，而以旧换新、以次充好、以假当真的猫腻手法更是层出不穷，店家与玩家之间的关系日趋恶化，“JS”（奸商）之声从此不绝于耳。
1997年，夏涛离开“卡达电玩”。这一年，在《最终幻想VII》等大作的支持下，PS成为了电玩市场上的王者。次年，世嘉背水一战，推出DC，可惜再次败下阵来。自此，世嘉停止了一切家用机硬件的开发。不过这家公司硬派的游戏风格和百折不挠的精神，还是在中国培养起了一批忠实的“世嘉饭”，夏涛就是其中一员。
三年前的ChinaJoy，夏涛在世嘉展台前制造过一起小小的风波。那届展会，世嘉的两位明星制作人广井王子和铃木裕亲临现场。广井王子的见面会定于下午12点半，夏涛提前一个小时就守在了世嘉的展台前。当广井王子戴着标志性的墨镜出现在玩家面前时，台下掀起了阵阵尖叫。就在他讲完话准备离场前，台下的夏涛突然一手推开挡在面前的两名世嘉员工，一手将身旁的朋友奋力托上展台。由于用力过猛，朋友摔在了台上，突如其来的变化把广井王子吓了一跳。朋友连忙解释说自己是一名“樱花饭”，希望找他签名，这才避免了一场骚乱。
之后的铃木裕见面会上，夏涛见到了自己喜爱的制作人，他跟随人群一起挥动手臂，高喊“Yu Suzuki”。现在回想起来，夏涛还觉得有些不可思议，而立之年的他竟会和追星的少男少女一样尖叫，做出一些疯狂的举动。
2006年的ChinaJoy，所有媒体的镜头都对准了忧郁的丁贝莉，夏涛却视而不见。他站在世嘉展台前，拿着铃木裕签名的三盒游戏，觉得全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自己身上。这三盒游戏是他从收藏的上千款游戏里精心挑选出来的——《VR赛车》、《VR战士》和《莎木（US）》，它们分别代表着铃木裕在MD、SS和DC时代的梦想，也记录了夏涛十多年前那场未竟的电玩店之梦。他说希望有一天，自己能把这个梦延续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