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遣使臣托梅·皮雷斯（Tome Pires）抵达广州以后，欧洲商人相继扬帆东来，欧洲、美洲与中国的直接贸易从无到有，逐渐发展到了可观的规模。中国对外贸易由于获得广阔的新市场而急剧扩张，其内容也在相当程度上发生了质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巨额海外白银流入中国，加快了中国自然经济转向货币经济的步伐，对中国银本位和货币财政制度的确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中国与欧美海路直接贸易的建立与发展
明代中国与美洲间的贸易航线起点是福建月港（今龙海海澄）、厦门和广州等地， 以马尼拉为中转口岸， 终点在墨西哥阿卡普尔科（Acapulco）；中国澳门则扮演了中欧贸易枢纽的角色。
1565年（明嘉靖四十四年），西班牙海军将领米盖尔·洛佩斯·德·利雅实比（Miguel Lopez de Legaspi ）率舰队自墨西哥出征菲律宾；1571年在马尼拉建立殖民首府；1585年设都护府，归新西班牙总督区（今墨西哥、中美洲、加勒比地区）遥领。当时菲律宾群岛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本地物产甚至难以维持殖民当局开支，利雅实比给新西班牙总督的报告就称殖民当局能从当地所得的"唯有肉桂而已"。（注：E.H.Blair & J. A. Robertson， The Philippine Islands，1493-1898，Vol.3，pp299，Clifland，1903.转引自何芳川：《中国澳门与葡萄牙大商帆》第6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66年。）而中国所产手工业品价廉物美，在欧、美及南洋各国素负盛誉。菲律宾殖民当局欲获资本原始积累之利，唯有从事对华转口贸易一途，甚至日用消费品也不得不就近仰仗中国供给。在菲律宾立足甫定，西班牙人就于1575年从马尼拉派遣两名传教士和两名军官前往漳州，希望与中国缔结商约。为吸引华人来菲移垦经商，殖民当局也对华人商旅、华货采取了一些保护、奖励、优待措施。
在此前后， 明军御倭战争亦进入最后阶段。 至嘉靖四十五年 （1566年），自嘉靖二年（1523年）"争贡之役"（注：嘉靖二年（1523年）六月，日本左京兆大夫内艺兴遣倍宗设抵宁波；未几，右京兆大夫高贡遣僧瑞佐偕宁波人宋素卿亦至。由于宋素卿贿赂宁波市舶太监赖恩，宴会时得以坐在宗设上座，其货船虽然后至，但先于宗设货船受检。宗设怒杀瑞佐，焚其船只，追宋素卿至绍兴城下，沿途劫掠而去，明备倭都指挥刘锦、千户张镗战死，浙中大震，史称"争贡之役"。事后，给事中夏言奏倭祸起于市舶，乃裁闽、浙两市舶司，惟存广东一处。）以来荼毒中国沿海多年的"倭患"平息，为隆庆元年（1567年）福建巡抚涂泽民上疏开放海禁，准贩东、西二洋，明廷重开中断四十余年的海外贸易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前提。
1565年，"圣巴勃罗号"从菲律宾返航美洲，从而开辟了墨西哥与菲律宾之间的往返航线。1574年（万历二年），两艘马尼拉大商帆满载中国丝绸、棉布、瓷器等货物驶向墨西哥阿卡普尔科，标志着著名的马尼拉大商帆贸易正式投入运营。（注：马尼拉大商帆又有"中国之船"之称，因为它装载的货物主要是中国货，船只中有许多中国水手，而且建造者也主要是旅居菲律宾的中国技术人员和工人。）马尼拉--阿卡普尔科贸易线活跃于1574年至1815年，历时240年之久。 受马尼拉贸易厚利吸引，福建漳、泉二州商人纷至沓来。隆庆五年（1571年）马尼拉殖民首府建立之初，华人仅有150多名。万历十年（1582 年），龙其虑总督在马尼拉市区东北部巴石河畔开设了专门的华人社区--八连（Parian）。1589年8月9日，菲利普二世训令菲律宾总督，准许对中、葡、日等国商人输入的粮食、军需品、军需品制造原料等物资予以免税待遇，进一步刺激了中菲贸易的发展。到16世纪90年代，马尼拉华人数目已达二万余人，而包括军队在内的西班牙人仅有2000名。（注：菲律乔治：《西班牙与漳州之初期通商》，见中共龙溪地委宣传部、福建历史学会厦门分会编印《月港研究论文集》，p.281-282，1983年。）关于对华贸易的重要性，1595-1603年间任菲律宾最高法院院长、代理总督的安东尼奥·德·莫伽（Antonio de Morga）感叹道："倘若没有中菲贸易，菲律宾群岛便无法维持。"（注：全汉升：《中国经济史论丛》，第一册，第425页，新亚研究所。）依靠对华转口贸易，马尼拉成为亚洲最大贸易中心之一。
此外，1580年，西、葡两国合并，根据合并时订立的《八项和平条款》，原葡萄牙各属地（包括中国澳门）可以自由地同西班牙各属地（包括马尼拉）贸易，西班牙各属地则不拥有对等权利。两艘中国澳门商船于当年抵达马尼拉，中国澳门--马尼拉航线投入运营。中国澳门至马尼拉的葡船装载的货物以中国货为主，其次是日本、印度产品；返程时装运的绝大多数是白银。1610年，横行南海的荷兰人与西班牙人达成妥协，转向抢劫中国商船，仅1617年一年就有11艘中国商船在南下马尼拉途中遭到荷兰人劫掠。南下菲律宾的中国商船帆樯日稀，中国澳门--马尼拉贸易则迅速扩大，1619-1631年间几乎独占了中国和马尼拉之间的贸易。
输入马尼拉的中国货物有生丝、丝织品、天鹅绒、绫绢、绸缎、棉布、麻织品、珠宝、工艺品、钢铁锡铅制品、硝石、火药、食品、家禽、家畜等，尤以纺织品为大宗。由于西属美洲市场需求甚殷，中国丝织品和棉织品很快跃居马尼拉大商帆输往美洲货物榜首，并一直保持到大商帆贸易的终结。直至18世纪末，中国丝绸等商品仍占墨西哥进口总值的63％。（注：陈炎：《略论"海上丝绸之路"》，《历史研究》，1982-3。）对华贸易的兴盛，使太平洋贸易量一度超越大西洋贸易，这从贸易投资方向可见一斑：1618-1621 年间， 美洲投入对欧贸易资金为150万比索，而对东方贸易资金为165万比索。
二、贸易顺差和套汇使白银大量内流中国
直至明初，中外贸易仍以奢侈品为主。自南宋以来，中国大量购买海外珍宝、香料、药材，造成长期贸易逆差，金、银、铜钱大量外流，成为一个严重问题。历朝均严禁金属出口，但效力不大。（注：梁方仲：《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见《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第 137页，中华书局，1989年。）西人东来后，中国日用消费品获得了广阔的新市场，中国对外贸易商品构成发生本质变化，国际收支随之逆转。
至晚明时，较之中国，欧洲在火器、钟表、"打簧器"、呢绒、船舶、玻璃等生产部门已占优势；但在国际市场需求量最大的日用品生产方面，中国商品则拥有千百年间发展起来的精湛工艺，质量优良，风靡欧、美和日本市场。此外，部分由于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成本低廉；部分由于宋明之间中国白银需求增长一直快于供给增长，明代白银购买力相当于宋、元时期的两倍。（注：全汉升：《宋明间白银购买力的变动及其原因》，载于《中国经济史研究》，第571-600页，新亚出版社，1991年。）而美、欧正处于"价格革命"时期，导致中国商品以白银为计量单位所表示的相对价格极为低廉，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强大的价格优势。当时墨西哥市场上中国丝织品价格是西班牙同类产品的1／3，在秘鲁是1／9，在东南亚是荷兰同类产品的1／3，在欧洲是欧洲产品的1／4-1／3。墨西哥市场欧洲麻织品几乎比中国同类产品贵8倍。1621 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以每磅4盾的价格采购一批***生丝， 运到欧洲市场后售价为每磅16.8盾，毛利率达320％。
由于欧洲商品难以与价廉物美的中国货竞争，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后来跻身对华贸易的荷兰人、英国人都不得不用硬币购买中国商品，巨额对外贸易顺差一直保持到19世纪初鸦片贸易兴起前夕。自阿卡普尔科返航马尼拉的大商帆运载的主要是用以购买中国货物的白银。西属美洲流往马尼拉的白银开始每年约100万比索，后来达200-300万比索，有时甚至超过400万比索。1571-1821年间，输入马尼拉的美洲白银共计4亿比索之多，其中绝大部分（亦有1／2、1／4之说）又转输中国。有些外国学者则估计美洲白银总产量的1／3-1／2都流入了中国。（注：沙丁、杨典求等：《中国和拉丁美洲关系简史》，第70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牟复礼、崔瑞德：《剑桥中国明代史》，第66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此外，还有部分输入欧洲的美洲白银通过贸易转运中国澳门，然后流入中国内地。中外历史文献中有关美洲白银流入中国的记载比比皆是。W. L. Schurz在《马尼拉大商帆》中记载，西班牙人多次抱怨"中国商人把从新西班牙运来的白银几乎全部运走了"；一位西班牙海军上将则惊叹道："中国国王能用来自秘鲁的银条修建一座宫殿。"（注：E. H. Blair & J. A. Robertson，The Philippine Islands，1493-1898，Vol. 29，pp71，Clifland，1903。转引自何芳川：《中国澳门与葡萄牙大商帆》第6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仅1631年一年，由菲律宾输入中国澳门的白银就达1400万两，大约相当于永乐元年至宣德九年（1403-1434年）大明王朝30年鼎盛期内中国官银矿总产量的2.1倍，是万历年间明朝国库岁入的3.8倍。1593年1月、 1595年7月和9月，西班牙国王三次颁发敕令，规定每年从墨西哥运抵菲律宾的白银以50万比索为限，企图遏止美洲白银流入中国。但这种违背经济规律的敕令成为一纸空文，甚至菲律宾殖民地总督本人也公然违反敕令，携带大量美洲白银进入菲律宾。
美洲白银流入中国数量之大，一度使欧洲贵金属输入量锐减。美国经济史学家汉密尔顿就曾指出，与1591-1600年间相比，1641-1650年间美洲黄金输入欧洲数量减少92％，白银减少61％，这一减少与中国--美洲贸易扩大有关。（注：汉密尔顿：《美洲财富与西班牙的价格革命（1501-1650）》，第50-51页，巴塞罗那1975年版；转引自张铠：《晚明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中国史研究》（京），第3-15 页，1988-3。）由于美洲白银通过菲律宾大量流入中国，17 世纪上半期某些西班牙人竟建议放弃菲律宾殖民地。
流入中国的海外白银另一个主要来源地是日本。日本不仅用白银购买中国货物，而且用白银交换中国钱币。日本白银流入中国，年代早于美洲白银，流入途径有民间走私贸易和葡萄牙人开展的转口贸易两途。有明一代，中日关系一直谈不上热络，倭患频仍和丰臣秀吉入侵朝鲜更使两国关系落到冰点以下，明廷因而将对日贸易悬为厉禁，隆庆元年重开海禁时仍将日本排除在外。然而，商人的趋利本性最终使这种制裁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纸虚文，走私贸易屡禁不止，成为中日直接贸易的主要形式。在西班牙人征服菲律宾之前的嘉靖年间，正当中国白银需求日增之际，中日走私贸易已经使不少日本白银流入中国。尽管如此，中日直接贸易毕竟因为明廷的禁令而受到很大制约。与明廷和日本沿海各大名均有良好关系的葡萄牙人遂乘虚而入，利用中日两国给予的优惠待遇，（注：葡萄牙人来华之初怀有征服中国的野心，与明军几经较量，深感中国地广势强，对华改而采取缓和交往的方针。入据中国澳门后每年向中国当局缴纳税金和地租，助俞大猷平定柘林营兵变，提供先进的火炮技术，表现颇为"恭顺"；并刻意结纳、贿赂中国官吏，终于同明朝政府建立了较为融洽的关系。在各国来华商人中，葡萄牙人从明政府获得许多独享的特权和豁免。一艘200 吨的葡萄牙商船首次来华时须向海关缴纳水饷（即吨位税）1800两白银，以后每次来华就只需缴纳水饷 600两白银；而其它国家同样吨位的商船，每次来华贸易均须缴纳水饷5400两白银。葡萄牙人在广州采办货物所需缴纳的商品税，也只有其它国家商人的三分之一。1644年清军入关后，南明小朝廷风雨飘摇之际甚至计划征召中国澳门葡萄牙人勤王。日本沿海诸大名希望借助葡萄牙人，一则从对华贸易中获取尽可能大的经济利益，二则取得对其他大名的军事技术优势，对葡萄牙人也予以优待。）在中日贸易中发挥了较大作用。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葡萄牙人入据中国澳门后就主动招引日本人赴广东方面贸易，最终建立了以中国澳门和长崎为轴心的葡日贸易网络。中国学者全汉升、李龙华估计，16世纪最后25年间，日本生产的白银半数外流，其中大部分为葡萄牙商人运走，每年数量达50-60万两；到17世纪前30年，每年运出100多万两，有时高达200-300万两。葡萄牙历史学家在17世纪初估计葡萄牙大商帆每年从日本输出的白银价值超过100 万金币。（注：转引自何芳川：《中国澳门与葡萄牙大商帆》，第55页。）而根据日本学者新井白石调查，仅庆长六年至正保四年（即明万历二十九年至清顺治四年，西历1601-1647年）的47 年间， 日本白银输出总量即达7480余万两，大半输入中国。（注：梁方仲：《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见《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第176页，中华书局，1989年。）日本白银外流中国数量之大，使日本政府为之不安。为减少白银外流，日本政府于1689、1715年两度颁布法令，限制中国赴日商船数量和贸易额。
白银流入中国，并非仅有贸易一途，欧洲人在中国、日本、欧洲之间开展的套汇业务也是一条重要渠道。16、17世纪间，中国、日本、欧洲三地金银比价存在较大差价，中国金银比价为1∶5.5-7，日本为1∶12-13，欧洲为1∶10.6-15.5，（注：全汉升：《明代中叶后中国澳门的海外贸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5卷第1期；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西欧金融史》，第38页。）欧洲商人将日本、美洲白银输入中国套换黄金，可获利一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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