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骏首度还原海外求学 3000美元读博士

第三章 我就是一个普通人

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生长在一个普通家庭的唐骏自幼家境贫寒，他有个年长3岁的哥哥，还有一个小他8岁的弟弟。一家5口人挤在江苏常州城区一个小弄堂的老屋子里，这间30多平方米的旧平房连厕所也没有。

唐骏的父亲在当地一家灯芯绒厂上班，科级干部，每月固定工资62块。母亲是印染厂普通工人，每月42块的工资。唐骏现在还清楚地记得，这样的工资父母领了十多年，从来没变过。没有其他收入支撑，抚养3个男孩子并不容易，唐家的日子一直过得紧紧巴巴。

缺少零花钱的唐骏打小就变着法地“省钱”。唐骏坦承，他小时候经常逃公共汽车车票，“家里没钱，父母给你1毛钱看电影，如果逃3分钱的车票就能买根冰棍，当时就是这种简单的想法”。他说，除了逃车票，和伙伴们去临近的公园玩也都是翻围墙进去，从来没有买过门票，“我的童年就是这么过来的。”

1980年，高考失利的唐骏阴差阳错考上北京邮电学院(今北京邮电大学)，此时一家人的日子依然拮据。在北京读书的4年里，唐骏没给自己买过一件衣服。“当时我跟哥哥有一个梦想，如果家里有1万美元的存款该多么幸福。”哥儿俩的想法是，1万美元存款意味着每月光利息折合下来就有200元人民币，而当时哥哥读硕士拿的津贴只有56元。

不得不说的是，哥哥唐政对唐骏日后的求学道路影响很大。唐政天资聪慧，勤勉好学，是唐家三兄弟中读书成绩最好的。1981年唐政考取清华大学半导体专业硕士，后来又继续攻读该校博士学位。从北邮到清华骑车只需半个小时，唐政在清华2号楼的宿舍也成为唐骏的半个宿舍。从大三开始，唐骏的周末基本都是在清华度过，以至于后来有人认为他也是清华毕业的。

唐政时常教导弟弟，出国留学对个人的前途发展很有帮助，一定要争取这样的机会。受到哥哥潜移默化的影响，唐骏的思想比较超前。彼时，唐政的一个同学在美国留学，在写给唐政的信件中，对方时常提起国外学习生活条件的优越，唐骏回忆说，“我确实比班上其他同学对出国意义的理解要强一点。”

1985年秋天，唐骏获得教育部全额奖学金赴日本留学的机会。留学期间，唐骏每个月可以拿到9.8万日元奖学金，当时相当于每个月有三四千元人民币，这是唐父当年工资的好几十倍。“说实在的，要说我实力有多强也不一定，在大学里我的成绩很普通，虽然考研时是第一，但北邮的两个名额没有轮到我，也许运气好，我把自己的档案转到北京广播学院(今中国传媒大学)，最后就让我出国了。”

“学历门”事件后，平时喜欢被聚光灯追逐的唐骏选择暂时远离人群，他给自己放了三个星期的假。实际上，这么多年来，除了有一次在公开场合提及他的西太平洋大学博士身份外，唐骏每次都将这个尴尬的学历小心翼翼地隐藏起来。他坦承，这是虚荣心在作祟。

唐骏从小就是个爱面子的人。他13岁那年正值文革时期，因为家里要盖房子，父亲让读初一的唐骏不要去上课，而去搜集打地基用的碎砖块。于是每天清晨，在常州城畔的京杭运河边，人们经常能看到一位瘦弱的少年在瑟瑟寒风中吃力地捡砖头。

捡砖头的地方离学校很近，“我最怕碰到同学，尤其是女同学，只要听到他们放学的声音，我肯定会躲到堤岸下面，等同学们走过了再出来，”唐骏心里明白，其实大家都知道自己在捡砖头，但要面子的他就是不愿意被同学看到。

唐骏认为自己只是普通人，“从前是，现在是，未来一定还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普通人就经常会犯错。”他将自己的成功归结为偶然，“如果30年前我就知道自己有今天这样的成就，可能就不会有今天了。人生的道路有几千条岔路，其中一条岔路正好被我碰到了，多少个百分之一的成功概率汇成了今天的成功概率。”

“我就是一个普通人。”也许这就是唐骏在经历“学历门”困扰后，感悟到的人生最真实的，也是最有意义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