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游戏：逆时寻凶》推开历史的闸门——记东京审判80周年

2026-05-23 03:25:31 神评论

17173 新闻导语

深度解析东京审判80周年历史真相！揭秘日本皇族逃脱审判内幕、南京大屠杀铁证细节、溥仪出庭秘闻。了解二战历史正义审判的完整过程与未解之谜，重温人类文明对侵略罪行的法理清算。

各位玩家好;

随着7月7日临近,我们的抗日谍战影游<上川往事-今天也要努力杀汉奸>也在全力打磨中,争取在最后的一些时间内,把作品打磨到足够好,呈现给一直在期待我们作品的老玩家.新玩家.

作为一款主旋律+正能量作品,我们的剧情故事或人物虽然都是虚构演绎的,但是很多的事迹\\历史人物是有参考历史原型的,这也是此类作品惯用的一种创作手法.我们期望作品符合当代用户的审美,也希望作品的内核坚守历史的本真.我们通过作品,去认识那个时代.那些人.以及亲手去参与完成那些事!东京审判终究还是漏了一些关键罪人.

在上川创作的这一年时间中,我们查询了海量的历史资料.报纸.文献,力求在很多故事的创作中提高细节的到位和更加的真实性. 再之后一段时间,这个官方账号将会定期连载一些关于1939年前后在沦陷区的真实历史事迹和信息,这些文章是我们向热心玩家征集的,虽然内容不一定会和我们的作品有强关联性,但是了解这些背景事迹会更加有助于理解<上川往事>.

也欢迎其他玩家进行投稿,我们觉得比较符合的,且写的也不错的,我们会进行转载发布

第一篇: \[魔窟76号：抗战时期上海的汉奸毒瘤]- 作者匿名征稿

第二篇: \[推开历史的闸门——记东京审判80周年]- 作者 Doki征稿以下是正文部分:

一、世纪审判：80 周年的正义回望

曾经，人类以为战争是政治的工具；直到东京审判，世界才第一次用法律的标尺，将“侵略”钉上人类文明的耻辱柱。那场历时两年半、开庭818次的世纪审判，不仅是同盟国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法理清算，更是人类试图以正义取代复仇的一次伟大尝试。2026年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即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回望来路，推开历史的闸门，我们更应牢记历史，勿忘国耻，感恩先烈，珍惜现在。

二、审判筹备：宪章落地与两大核心难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胜利，自然要对战争的发起者和侵略者进行审判。1946年1月19日，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部根据1945年12月16日至26日的莫斯科会议规定，发表了特别通告，设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同时颁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其内容与英、美、苏、法四国在伦敦签署的《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基本相同，以英美法系为主，兼之当时《波兹坦公告》及其同盟国协定均为美英主导敲定。于是，当时的国民政府派出了以精通英美法系的法学家梅汝璈为法官、向哲濬为检察官的团队，奔赴东京参与审判工作。

（梅汝璈）

（向哲濬）

审判筹备时间紧迫，先期抵达东京的中国检察人员与国际检察局同仁，面临两大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一是战犯罪行的追溯起点如何确定；二是本次审判的嫌犯范围该如何划定。在我国检察官的据理力争下，罪行追溯起点最终定格在 1928 年 —— 这一年，日军制造皇姑屯事件，阴谋炸死东北最高行政长官张作霖，成为日本侵华野心的重要开端。

其二，哪些人算是这次审判的主角。我们都知道有28名甲级战犯，但是其中没有那个关键人物——以裕仁天皇为首的日本皇族。日本皇族并不是只有裕仁一人参与了侵略战争，以朝香宫鸠彦王为代表的多个皇室成员也参与了这场战争。但是，他们为何没有站上被告席？

三、政治黑幕：日本皇族逃脱审判的真相

说清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先来看一个人——朝香宫鸠彦王。他是裕仁天皇的亲姑父，也是制造南京大屠杀惨案的元凶之一。他是皇族中少见的职业军人，1937年12月2日，接任因病无法主持军务的松井石根（同为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成为南京攻略战的前线指挥官。南京陷落后，朝香宫鸠彦王授意参谋发出了“杀俘屠城”的命令，甚至直接下达了“全部杀掉”的指令。此后，因国际社会对屠城行为的声讨，上海派遣军的编制被裁撤，朝香宫鸠彦王回到日本，继续主持部分战争工作。战后清算时，裕仁天皇为逃脱罪责，亲自与麦克阿瑟面谈，面谈内容我们无从得知，但可以猜测裕仁答应了许多符合美国利益的条件。加之维护美国在整个世界战略格局中的需要，主导整场审判的美国政府，即使在其他国家多次提出要将裕仁天皇列入审判队列的情况下，依然决定对包括天皇在内的参战日本皇族“不追究、不起诉、不逮捕”。即便此后的审讯中松井石根明确表示，朝香宫鸠彦王的上海派遣军在“南京事件”中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一点也被美国政府悄然掩盖了。

（朝香鸠彦（中）跟松井石根（左）、柳川平助（右）的合影）

我们首先要知道，1946年，美苏冷战的前奏已经悄然开始。美国政府为了维护自己在远东的利益，打造一个对抗苏联的前沿阵地，从各个角度来看日本都是非常合适的选项。享有战胜国权益的美国为了控制日本，认为将日本的“精神支柱”保留下来是必要的——要有效占领日本，必须利用日本人对天皇的尊崇之心，如若审判裕仁天皇为首的日本皇族，可能会引起全日本的激烈抵抗，占领日本的成本和风险将进一步提高。加之裕仁天皇很会审时度势，主动与麦克阿瑟会面，与美国政府达成了秘密政治交易，所以，对于那些能为其利用的战犯，哪怕是罪恶昭彰，美国政府也不惜代价地予以庇护，这也就导致了东京审判存在难以弥补的缺憾。

四、铁证如山：日军暴行的取证与庭审

厘清罪行起点与嫌犯范围后，搜集铁证、还原真相成为审判的核心环节。让我们短暂地将视角切换至当时在日本参与了整个审判的中国检察局检察官助手裘劭恒的身上。由于他本人没有留下详细的文字记载，笔者根据其口述回忆记录，以他的视角回顾部分真实历史场景，通过日记的方式讲述以便于理解。

《裘劭恒日记其一（假定）》

1946年2月6日

我与向哲濬检察官奉命将于明日提前飞往日本东京。本次审判内容庞大繁杂，必须在法官就位前准备好审判方向，以及证据、证人与证言。此番背负辱国血债，必将所有罪犯绳之以法，为我国军民之奋斗画上圆满的句号。

1946年3月12日

恍如隔世，我终于又踏上了家乡的土地。接触到日本军方关于战争的部分记录后，让我不寒而栗。接触得越多，我越没有信心——我是否有这个能力，协助各位同僚将这些恶魔的罪行审判清楚。这次回国是为了收集关于南京事件的证据，这是不容扭曲的事实。他们屠杀了我的同胞，杀害了无辜平民，在中华大地上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这次一同回来的还有几位美国同僚，相信我们这次一定可以找到足够的证据，将日本人的丑恶行径公之于众。

下面让我们将视线转到当时的情况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彼时正处于筹备阶段。针对 1931—1945 年日本在中国、东亚及东南亚占领区犯下的侵略战争罪、普通战争罪与反人类罪，各国检察官及随行人员奔赴战争期间所有曾被占领或战乱波及的地区实地取证走访，范围涵盖全中国（含中国台湾省）、朝鲜半岛、东南亚全境及太平洋各占领岛屿；针对大屠杀、三光政策、细菌战、化学战、无差别轰炸、强征奴役劳工、强迫慰安妇、虐杀战俘、殖民经济掠夺等全部战争暴行，逐一搜集整理相关证据与证言。后续东京审判期间，检方共提交 4336 件证据，传唤 419 名证人出庭作证，采信 779 份书面证言。

从收集到的证据中，日军在整个二战战场上做下了难以形容的罪孽行径：在我国境内辽吉黑、冀鲁豫、晋察绥、江浙皖、鄂湘赣、闽粤桂滇等全部中国日占区，日军犯下了不限于集体屠杀、三光扫荡、无差别轰炸、强征劳工、毒化鸦片、焚烧村镇等毁灭人性的行为；在中国境外，日军侵略了包含马来亚（当时英国殖民地）、新加坡、菲律宾、印尼、缅甸、泰国、越南等七国在内的东南亚地区，做下了含肃新加坡肃清大屠杀、马尼拉惨案、巴丹死亡行军、泰缅死亡铁路、印尼望涯群岛屠杀、强征慰安妇等暴行。

1942年6月，日本为连接泰国曼谷和缅甸仰光、方便运输战略物资，先后出动1.2万日军，强行征用6.2万名盟军战俘及约35万东南亚劳工修建约415公里铁路。该工程原定工期 6 年，被日军强行压缩至 16 个月完工；建造过程中总死亡人数超15万，平均每公里死亡415人。此事件被称为“泰缅死亡铁路”。

（死亡铁路修建中）

与南京大屠杀类似，在菲律宾马尼拉也发生过针对平民的系统性屠杀。菲律宾位于日本通往东南亚的必经之路，是其“南进政策”中的战略要地，马尼拉被日军视为在东南亚防线的最后屏障。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便对处于美国控制之下的菲律宾发起了猛攻。一个月后，日本成功占领了马尼拉，大约有7万人沦为日军战俘。日军将这些战俘押解到100多公里之外的战俘营，全程境况惨烈，史称“巴丹死亡行军”。整个行军过程中仅在出发的时候给战俘吃了一个饭团，此后一路上不许战俘喝水进食，凡是企图找水和食物者，即被日军以刺刀或开枪处决。一路上因饥渴而死或者遭到日军处死的战俘超过1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是菲律宾人。抵达战俘营之后的两个月内，又有2.6万名战俘被日军虐待致死。

1945年2月麦克阿瑟率兵围攻被日军占领的马尼拉，驻守的日军最高长官、第14方面军司令官山下奉文命令驻军撤退。然而，以海军少将岩渊三次为首的海军陆战队及部分陆军士兵拒绝执行撤退命令，决定留在马尼拉城内负隅顽抗，总计约1万多名日军留在马尼拉。1945年2月3日至3月3日，日军在巴石河南岸等地集中处决平民，包括圣保罗大学994名儿童被杀害、避难所3000名难民遭焚杀等暴行。美军缴获的日军文件显示其采用"集中处决、焚尸灭迹"的屠杀方针。此次战役中日军阵亡约1.2万人，美军伤亡6500余人。马尼拉75%建筑被毁，约12.5万菲律宾人遇害。

（马尼拉大屠杀）

针对南京大屠杀，国际检察局派人三次前往南京实地调查取证。1946年3月12日，中国检察官向哲濬、顾问裘劭恒、美国副检察官莫罗、萨顿一行飞抵上海，开启了为期三个多月的实地调查取证工作。在收集到的证据中，三份关键文献尤为瞩目，成为判定日军南京暴行的重要依据——美国大使馆有关日军占领南京后现状的往来电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给德国外交部的绝密电报及其附件，以及南京安全区档案。

（日军攻陷南京后举行“入城式”）

1946年9月，为了弄清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真相，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此设立了一个独立的单元，进行法庭调查。整个单元中，检方团队审问了所有在世的、参与进攻南京的日军高级军官，包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南京攻略战时兼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因松井石根病重接任）朝香宫鸠彦王（未上庭，仅做非正式询问）、参谋次长多田骏、华中方面军副参谋长武藤章等9人。

1946年10月，约翰·马基牧师出现在东京法庭的证人席上。

检察官：“1937年12月到1938年2月你在南京吗？”

约翰·马基：“是的。”

检察官：“日军1937年12月13日占领南京之后，是怎样对待中国老百姓的？”

约翰·马基：“他们立即采用各种各样的途径进行屠杀。通常由个别日本士兵进行，但在那里很快就出现了大规模的屠杀。有数百人是被刺刀捅死的。有个妇女诉说，日本士兵将她的丈夫捆缚后，就在她眼前扔到水池里淹死了。她什么也做不了，他就在她眼前被淹死。”

（约翰·马基牧师出庭作证）

当时的日本记者用了这样的字眼形容在法庭上的感受：他们的报道中写着“惨惨惨”“那一刻，令人战栗不已”。

我国法官梅汝璈在1963年撰写的回忆东京审判的文章中提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由于时间仓促，忽略了在南京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体屠杀。那次大屠杀发生在日军攻占南京后的第5天，即1937年12月18日。那天夜里，日军把被围困在幕府山的男女老幼总共57400人，全部驱赶到南京下关的草鞋峡，用机枪密集扫射杀死。事后，为了掩盖罪行，日军把汽油浇到尸骨上点燃，焚烧灭迹。

这只是日军在南京所犯暴行中的一小部分。随着法庭调查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犯罪事实被揭露出来。坐在被告席上的那些战犯，特别是松井石根，表情极为难堪。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最终制作的判决书中，对于发生在中国南京的大屠杀作了如下认定：“在日军占领南京的最初六个星期内，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20万以上。”法庭所做出的这个估计，无疑是相当慎重、甚至是保守的。而被烧毁、投入长江灭迹的，尚不完全包括在这个数字之内。据2003年中国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公布的调查统计数字显示，在南京遇难的中国军民总人数是30多万人。

就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进行的同时，中国政府对日军在南京犯下的暴行也进行了审判。1947年4月26日，松井石根的部下、最先攻入南京制造屠杀惨案的第6师团指挥官谷寿夫，在南京被执行枪决。1948年1月28日，中国军事法庭对向井敏明、野田毅进行审判后，判处他们死刑并在南京执行枪决。主要战犯松井石根于1948年11月12日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为甲级战犯判处绞刑，12月23日零时在东京巢鸭监狱伏法。

五、傀儡证言：溥仪出庭的台前与幕后

《裘劭恒日记其二（假定）》

1946年8月16日

我在开庭前就已知道溥仪今日要来作证。整个法庭坐得满满当当，很多人挤在一起，就想看看溥仪究竟会说什么。他出现时，我特意看了一下其他人的脸色，尤其是板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果不其然，一脸惊惧和难以置信。哈哈，他们嘴硬的时间不多了。我又看了看溥仪，戴着圆眼镜，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身后站着两个宪兵。他被苏联红军抓到之后，就一直害怕被遣返回国受审。我和高文彬去了好几次才让他放下戒备心，他才相信此次目的不是让他作为汉奸出庭，而是作为证人，证明日本人如何利用自己分裂中国。

视角再次转回到庭审过程中来。八天的时间内，溥仪一直在竭力证明自己是受到胁迫，才不得已成为伪满洲国的皇帝，同时自己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权力，完全是日本的傀儡。

（溥仪出庭作证时宣誓）

溥仪对自己第一次出庭时的“表现”不是很满意，之后的庭审中便加上了一些肢体动作，试图让人们更加相信自己是个“受害者”。第二次出庭后，直讯阶段宣告结束，他好像对自己很满意。《世界时报》这样描述了当日散庭时溥仪的神情：“满洲皇上似乎对自己的法庭表现十分满意。当他结束陈述时，神情显得那么得意，他犹如决斗场上走下来的骑士。”

在1946年8月26日的庭审中，溥仪说到自己要在下一次庭审时，谈谈自己和日本天皇的交往。我们都知道，美国为了保护自己在东亚的“战略桥头堡”，早已秘密答应日本天皇在内的皇族成员不会受审。那么，溥仪针对日本天皇的证言自然不会被批准。而且，二战后苏联日益强大，冷战的铁幕已经逐渐拉开，日本成了美国遏制苏联的一个重要砝码，这时更不会允许意图揭发天皇罪行的证人证言出现。就这样，溥仪再次坐上飞机返回苏联。

此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再没有和溥仪联系。1948年12月23日，七名甲级战犯在巢鸭监狱被处死。无论是强迫溥仪出任“执政”的板垣征四郎，将他诱骗出天津的土肥原贤二，还是授意他去日本“请神”的梅津美治郎，都因为曾经的阴谋与侵略行为被送上了绞刑架。

溥仪在苏联又被关押了四年。新中国成立后，中苏双方很快达成了引渡日伪战犯的协议。1950年8月3日，溥仪惴惴不安地登上了前往中国的列车。但是，中国政府没有将他推上行刑场，他和伪满洲国的数十位中日“官员”一起，被送入了抚顺战犯管理所进行改造。1959年12月4日，溥仪作为首批被特赦的战犯获得释放。

六、正义终章：战犯伏法与审判的缺憾

本篇文章中没有涉及到的方面还有很多，比如东条英机的受审过程、我国检察官倪征燠在庭审上的舌战群“狼”、梅汝璈力争死刑量刑、关键铁证当庭呈示等都没有提及。正如世界上的大多数事情一样，东京审判也并不完美。受法律之外的国际政治因素干扰，正义的版图仍存在大片空白：日本天皇及部分皇族逃脱审判，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用细菌战数据换得“免死牌”，“慰安妇”制度未被列为战争暴行中的独立罪行，大量日本军部核心人物、军国主义团体组织者逍遥法外……这些，让日本对战时罪责的反思始终含含糊糊，也为“新型军国主义”的滋生蔓延埋下祸患。

（倪征燠在庭审上的舌战群“狼”）

但东京审判的历史意义不容否认。它是同盟国对日本侵略的法律清算，是文明对野蛮、正义对邪恶的伟大胜利，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维护了国际公平正义。

当时的多家新闻媒体都对东京审判做出了评论，《申报》于1946年5月3日的社论《东京审判开庭：正义的开始》，指出“这不是复仇，而是文明对野蛮的审判”。《大公报》连发两篇社评《严惩敌寇罪行》和《三国对日联合声明》，呼吁对日本战争罪行进行严惩。《新华日报》于同年8月14日发表文章《侵略战争祸首：日本的战争罪犯》，将日本战争罪犯分为军阀军人、官僚和财阀三类，列举了相关战犯名单并进行介绍，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主张严厉审判日本战犯的积极态度。

对审判结果，中外媒体在予以肯定的同时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中央日报》1948年11月13日报道：“国际法庭中我方要员及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商震将军，对法庭判决结果咸表满意。”苏联的《消息报》认为审判结果“无疑地是肯定的”。美国《纽约前锋论坛报》认为判决结果“理属正当，无可非议”，《纽约时报》认为通过法庭审判，使美国人民认识到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侵略行为是有计划进行的。这些臭名昭著的战争罪犯，对他们的判决赢得了世界人民的拥护，也使正义终于获得伸张。

但同时，《大公报》认为宣判7人死刑只是“具有选择及象征的意义”，仍然有很多重要战犯逍遥法外。苏联《红星报》评论：“日本主要军事战犯没有全部得到他们应得的刑罚，这是一件很不幸的事。”

1948年11月13日的《读卖新闻》在头版大标题《东京裁判25名被告被判有罪》的巨大黑色字体下，用整整一个版面的篇幅报道了判决详情。这份报纸除详尽报道战犯定罪执行、外部受降背景、同盟国善后部署等主要内容外，还发表了一篇题为《东京裁判的意义》的社论。社论中有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表述：“处罚A级战犯，是直接的目的，但通过彻底究明他们的犯罪行为，广泛呼吁世界的良心和知性，避免人类再一次因为野心家遭受战争，这是历史性的意义……通过这次审判，如果不把其作为国民痛切反省之事，日本在这次战争中，给世界各国增加的麻烦及我国民所受到的深刻的伤害，都将是无意义的。”

日本军国主义者被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上，昭示正义必将得到伸张。正如向哲濬所说：“如果日本军国主义的幽灵硬要卷土重来，它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